烧窑峪是个小山村。成村何时，村民有两种说法：一说来自山西大槐树，一说成村于辽代，是鞑靼人的后裔。说此话的老人很严肃，而且还能说出传说故事，看架势，若在一起开研讨会，非争个面红耳赤。

　　辽代，萧太后在这一带多有活动，遥遥东望有缙云山，那里寺院的香火很旺。不过，此地偏僻，并非名山，不能与之相比。明初，延庆荒无人烟，荆棘遍地，虎狼成群。这一带确实有山西流民一说。明初北京有过多次移民，如永乐三年（1405年）迁徙山西民万户充实北京。几次大规模移民，增加了北京人口。延庆频遭涂炭，为移民重点。境内据说曾有一株大榆树，故土难离，不知是否引发了移民的思乡之情，于是停止了脚步，住下来，称此地为大榆树屯、大榆树乡，至今称大榆树镇。相距不远的烧窑峪也会有山西移民的可能。

　　永乐皇帝朱棣就是看到此景，才设立永宁县，当时只辖5个屯堡：终食屯、团山屯、顺风屯、米粮屯、花园屯，都距烧窑峪不远，其中团山屯最近，仅10里路。很难想象，一片荆棘之地，会独存一个烧窑峪有人烟，逃出皇帝的视野。

　　明代，北方民族不断强大，先是瓦剌，后是鞑靼，威胁日益严重。明朝实行了阻隔式防御策略，建立大批屯堡，分为军屯和民屯。明嘉靖《隆庆志》中，列举了众多的屯堡，并未出现烧窑峪的名字，接着建起了长城，拱卫皇城，守护皇陵。那么雄伟的明长城，还觉阻挡不住北方的铁蹄，又在延庆北面的各个山口，建起了边墙、烟墩，“南北山峪隘口，可通人马处，悉用砖石砌塞，山峰嵯峨可以瞭望者，各置烟墩”。这些位置极为险要，派兵把守，一夫当关，万夫莫开。一旦来敌势众，“则举火以相告，昼则燔燧，夜则举烽”，通过信号报警，调集兵马，可谓密不透风。

　　防御不断细化，烧窑峪的名字才渐渐出现在志书当中。明万历《永宁县志》出现了：“烧囗峪，城北三十里”。“囗”字是什么，只能猜测。至清光绪《延庆州志》中则明确说明了“烧窑峪在永宁北三十里”。之中并没说曾经烧过什么，而笼统说成“窑”。窑里为何物？“附旧卫”中记有：“烧窑峪口，距州三十里，通赤城县，路狭，无防守”。烧窑峪村就在山脚下，北面有一条通往赤城的小路，但要翻过太安山，路极窄，想过重兵很困难。好走的山口，早已建起了屯堡、边墙，如此不好走的山口也不放过？

　　“附旧志两卫屯堡”中，还记述了附近周边的情况：“烧窑峪屯在卫西北二十里”，还有太百老屯、白草凹、二铺、小堡子、常家营、罗家台，“以上七堡系军堡，旧属永宁卫”。此时才知，类似那样的小路也不忽视，惟恐敌人进入。因了这个山口，烧窑峪才列为军堡，并于山顶建起边墙和烟墩，加强防备。《延庆州志》反复提到旧志，延庆影响大的志书有清康熙年编纂的，还有明嘉靖及万历年间编纂的。照此说来，烧窑峪村应建于明永乐之后，清代之前。

　　有幸的是，于清末编纂的《延庆州乡土志》查到一段记述：嘉靖年间，北方鞑靼人屡屡侵扰，至三十一年（1552年），有了转机，游牧民族受盟归降了千余口人，搬到四海冶、周四沟、永宁卫、靖安堡几个地方定居生活。最初，牧民还保持原有的“驻牧”生活方式，国家每月给粮，每岁给赏，换来了“边患始靖”，与当地人共住了30多年。永宁卫当时管着这一带的军事防卫，虽未特指烧窑峪，却也相距不远。

　　到了万历十八年（1590年），这些牧民出现反复，重归北方，又成边患。经过一番争斗，于万历二十一年（1593年），才陆续来到这里。这次有“男妇百七十余”人，分布在永宁城北黄峪口、烧窑峪、白草凹、古城等处寓居，粗略分开，每处也有三四十人。至此，烧窑峪才有了村落，并与北方民族共居。游牧民族在边境上，长年与当地人共同生活，已接受了农耕文化，他们的“语言俗尚略相彷佛”，难以区分了。

　　烧窑峪或许因为地理位置，又是通往赤城的要道，由军事戍守而形成村落？总之，烧窑峪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重要之地。读到此处，不禁欣喜，一个小山村涵盖了一段历史，而且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交融的见证；又有感叹，这些边墙、烟墩、长城，阻挡的只是一时的脚步，却挡不住人心的向背，民族的融合。

　　作者简介：高文瑞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、中国散文学会理事、中国报告文学学会会员、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，北京作家协会会员、北京摄影家协会会员、北京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等。中国艺术档案学会文化艺术合作交流专委会副会长、中国乡土艺术协会文学专业委员会副会长等。出版有专著及散文、报告文学、传记等著作10余部。专著获中国作家协会深入生活项目支持，并在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由本人直播30余次。多次作为嘉宾做客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。文学作品获冰心散文奖等奖项约40次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