杏彩体育:【历史文化】寻路蜀道：穿越时空的漫漫险途‖邓苗苗

　　“其实地上本没有路，走的人多了，也便成了路。”鲁迅先生的这句名言，讲出了“道路”的本质——道路的产生与存续，核心在人。

　　在自然地理上，身处群山环绕之中的四川盆地，“其地四塞，山川重阻”，“尔来四万八千岁，不与秦塞通人烟”，如果没有道路，与一座孤岛无异，正是因为人的需要、人的行走，有了路，这才有了四川盆地跨越千山、通达四方的历史。

　　所谓“蜀道”，广义上是指所有的入川道路，比如峡江古道、川滇古道、川黔古道、川藏古道等都属于广义上的蜀道。狭义上是指秦蜀、陇蜀古道，即古代关中平原与四川盆地之间道路的总称，以及从甘肃天水出发，翻越祁山，经陇南市礼县、西和县、成县、徽县，到达汉中市略阳县的祁山古道。如今，我们谈起作为文化、生态走廊的蜀道，则通常指秦蜀古道。秦蜀古道一般分为两段，关中穿越秦岭至陕西汉中段，从西至东主要有陈仓道、褒斜道、傥骆道、子午道；汉中穿越大巴山至四川段，从西至东主要有阴平道、金牛道、米仓道、洋巴道。在“北四道”“南三道”等道路的连接下，被秦岭、大巴山阻隔的秦蜀两地从此紧紧相牵。

　　在四川广元剑门关景区内，有一座醒目的雕像，五名壮汉或手持工具，或凭借躯体，开山辟路，勇猛无比。这一富有视觉冲击力的画面，描绘的正是“五丁开山”的传说。

　　相传在战国时期，秦惠文王意欲伐蜀，苦于道路艰难，于是他令人凿刻出五头石牛，置金其后，谎称石牛能便金，并提出愿意送给蜀王。蜀王心动不已，但秦地与蜀地之间横亘着秦岭和大巴山两大山脉，为了将石牛运送回蜀地，蜀王不惜派出五个壮士开山辟路，“地崩山摧壮士死，然后天梯石栈相勾连”。

　　当蜀国人通过这条道路拉回所谓的“金牛”，发现它们不过是普通的石牛，方知上当受骗。蜀王后来托人指责秦惠文王言而无信，并下令把这些石牛运回秦国。这么一来一回，秦惠文王得知天然屏障已破，通向蜀国的道路“金牛道”已经打通，于是在公元前316年派出大军从金牛道进攻蜀国，也就是李白所写的“蜀道通而蜀国亡”——蜀国为了贪欲，为自己修筑了一条灭国之路。

　　五丁开山的传说版本不一、细节各异，赋予金牛道这条古道神秘的色彩。有不少学者指出，这个故事可能正是秦人杜撰，为攻蜀“制造”。尽管金牛道是最早见于史载的一条蜀道，但秦、蜀两地之间的交流应当远远早于五丁开山的时间。根据《史记·秦本纪》记载，厉共公二年（公元前475年），“蜀人来赂”，这说明至少在此时，蜀地就有通向秦地的道路了，两地之间并非互不往来，只是这条路不一定适宜大规模行军。为了攻蜀，秦惠文王应当大规模整修过道路。

　　交通对秦国开疆拓土的重要性不言而喻。灭蜀之后，秦国在交通上大下功夫，为了加强对蜀地的控制，对金牛道等道路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，最后，“栈道千里通于蜀汉，使天下皆畏秦”。蜀国因金牛道而亡，蜀地则因金牛道而通达开放。金牛道见证了古代蜀地与中原之间的交通发展，它穿越崇山峻岭，如同一条苍龙蜿蜒盘旋。如今我们在这条古老的道路上行走，仿佛还能听到历史的回音，感知先人的足迹。

　　在以后岁月里，蜀道见证了历史最磅礴的巨变：楚汉相争，刘邦以关中、汉中和四川盆地为大后方，终灭项羽，建立汉朝；三国鼎立，诸葛亮北伐，邓艾奇出阴平道，相夺巴蜀；隋末的李渊、五代十国后期的北宋王朝，均先取四川，再一统天下……不管乱世还是治世，蜀道在历代军事、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中起到了不可磨灭的作用。鹤鸣山的道教石刻造像、七曲山大庙的文昌帝信仰……蜀道将沿线的建筑、文学、宗教等文化形式融会贯通，终于成就了古代的交通奇迹与文化交流的大走廊。

　　沿渭水支流斜水与汉水支流褒水的两条河谷间，有一条古道，因其北入口在眉县境内的斜谷口，其南出口在汉中境内的褒谷，故称褒斜道。据《史记》：“周贞王之十八年，秦厉公城南郑。此谷道之通久矣。”可见，褒斜道的开辟时间很早。

　　褒斜道是中国历史上开凿最早、规模最大、沿用时间也最长的古蜀道，号称“蜀道之冠”（邓苗苗 摄）

　　“惟坤灵定位，川泽股躬。泽有所注，川有所通。余（斜）谷之川，其泽南隆。八方所达，益域为充。”东汉建和二年（148年），汉中太守王升撰写了一篇颂文《石门颂》，由书佐王戒刻写在汉中城西北褒斜道上的一处石门中。

　　这篇颂文是为表彰杨孟文等人开凿石门通道的功绩而作。王升记载说，东汉初年，汉中太守鄐君曾用四年时间开凿褒斜道石门，后来因战乱，褒斜道被毁，人们只能选择相对难走的子午道。子午道悬崖险峻，水流湍急，山谷阴暗，百姓行走在这条路上，“临危枪砀，履尾心寒”，“愁苦之难，焉可具言”，苦不堪言。后来，司隶校尉杨孟文数次奏请开通褒斜道石门，终于在据理力争之下，使石门畅通。“功饬尔要，敞而晏平。清凉调和，烝烝艾宁”，石门要冲开凿后，此处变得宽敞平坦，安定太平。

　　所谓“石门”，在古代有石洞、通道的意思，一些地方即因境内有天然的石洞而得名“石门”，如湖南石门县，“有石洞开，广数十丈”。而褒斜道上的石门则不是天然的，据陕西理工大学学报哲社版主编、汉中市博物馆原馆长冯岁平介绍，“石门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人工穿山交通隧道，可用于通车，两辆车并行。它的开通，在当时解决了南北往来的一大障碍。”

　　石门内岩石裸露，但表面平顺，无斧凿痕迹。有一种说法是，这是因为采用了原始的“火烧水激”法，即用烈火煅烧岩石，再用冷水快速降温，利用热胀冷缩的原理，让石头爆裂。尽管没有确凿的证据证实石门究竟是用何种方法开凿，但在当时的技艺条件下，石门无疑展现了古人与自然抗争的智慧。

　　石门的开凿，令褒斜道再次畅通。随后，太守王升忧虑褒斜道通行仍然艰险，又分别整修六处道路和桥梁。到了北魏时期，永平二年（509年）的《石门铭》再次记载了石门通车的盛况：“穹隆高阁，有车辚辚。咸夷石道，驷牧其骃。千载绝轨，百辆更新。”

　　石门作为要冲，在漫长的历史时期里，承载了重要的交通功能。此处地势险要，开通石门的惠世利民之功，激发了后世人们题刻的情怀，日积月累下形成了总数达178种的摩崖石刻大观。如今，石门遗址已被淹没在水库之中，行走在复原的石门栈道上，进入石门触摸石壁，依稀还能感受到当初的车水马龙、熙熙攘攘。而汉中博物馆珍藏的石门十三品，更是以无声的形式，展现汉魏时期的时代脉搏。

　　石门无疑是褒斜道上的一颗明珠，为褒斜道“蜀道之冠”的赞誉增彩不少。至于为什么称褒斜道为“蜀道之冠”，冯岁平认为，褒斜道是穿越秦岭大动脉，“无论是皇帝下发诏书，还是物资运送，都需要通过褒斜道。褒斜道是蜀道体系中持续时间最长、最好走、最平缓也是最安全的一条道路。”

　　清朝顾祖禹在《读史方舆纪要》中写道：“褒斜之道，夏禹发之，汉始成之。南褒北斜，两岭高峻，中为褒水所经。春秋开凿，秦时已有栈道。”这条历史悠久、厚重深沉的古道，既见证了战争的烽火，也见证了经济的繁荣，既见证了人们的往来，也见证了文化的交融。

　　与《石门颂》并称为“汉三颂”的还有《郙阁颂》《西狭颂》。《郙阁颂》也称《析里桥郙阁颂》，是东汉灵帝刘宏建宁五年（172年）刻的一方摩崖石刻，是为纪念武都太守李翕重修郙阁栈道而书刻的，现存于陕西略阳县灵岩寺。郙阁栈道是达秦入蜀、“路当二州”（即东汉凉州、益州）的官驿大道，也是刘邦“明修栈道，暗度陈仓”中陈仓道的一部分。东汉建宁年间，此路段艰难险峻，士民商旅，往还苦之。东汉建宁三年（170年），武都太守李翕到任后，想到二十多年前褒斜道石门开通的“元功不朽”，乃命“衡官掾下辨仇审”修建“析里大桥”，以解危殆。

　　《西狭颂》摩崖石刻位于今甘肃成县西13公里处，天井山下鱼窍峡中。这方由东汉小吏仇靖撰刻并书丹的摩崖石刻，主要记载了李翕率众开西狭道的故事。在广义上，西狭道位于蜀道体系之中。此时的武都四路通衢，东北可至关中，东南可至巴蜀，西北可至陇西，西南可至川北，是重要的战略之地。然而此处“两山壁立，隆崇造云”，“下有不测之溪”。太守李翕赴任后，很快发现西狭道路艰险，意识到“今不图之，为患无已”，并迅即部署整修，终使西狭道“坚固广大，可以夜涉”。《西狭颂》不仅记录了西狭道开通的故事，还集中反映了儒家治国理政的思想和理念，彰显了太守李翕勤政为民的风范。

　　“汉三颂”不仅是古代书法艺术的瑰宝，堪称“汉隶传奇”，它们书写的共同主题，还真实地记录了蜀道发展的珍贵片段。“磐石无转移”,石刻历经沧桑，或完整、或部分地保留下来，让今人得以一窥道路史的曲折艰难与人心的坚韧无畏。

　　唐代天宝十四年（755年），安史之乱爆发，唐玄宗仓皇逃离长安，经陈仓道、金牛道入蜀避难。“行宫见月伤心色，夜雨闻铃肠断声。”当他夜宿金牛道上的七曲山，听到如泣如诉的风铃声在风雨之中回荡，不由得悲从中来。

　　建中四年（783年）十月，泾原兵变发生，唐德宗先是逃至奉天（今陕西乾县），后又经傥骆道“下奔梁州（今陕西汉中）”，这一路“骆谷道隘，储粮不豫，从官乏食”，因为路险，唐德宗与有“内相”之称的陆贽甚至一度走失，“经夕不至，上（唐德宗）警忧涕泣”。

　　近百年后，广明元年（880年）十二月，黄巢破潼关，唐僖宗逃离京师，“奔驰昼夜不息”，经傥骆道、金牛道入蜀。此时，江淮运道完全断绝，唐僖宗只能控制秦岭南北的数十道，全靠蜀道以通往来，苟延残喘。在蜀地休整四年后，唐僖宗于光启元年（885年）正月自蜀中启程返回长安。

　　“每当政权危机之时，蜀地就像磁石一样，吸引着一个个丧魂落魄的唐朝皇帝。”陕西理工大学教授梁中效曾写过这么一句话。这三名皇帝或在蜀地等待时机，或“倚剑蜀为根本”，可以说，在数个危难时刻，蜀地的资源与财富经由蜀道，支撑起了李唐国祚。明朝人于慎行曾说：“唐都长安，每有寇盗，辄为出奔之举，恃有蜀也。可以再奔再北而未至，亦幸有蜀也。”

　　能倚仗蜀地而绝地求生，有赖于唐朝统治者对蜀道的一贯重视。唐朝定都长安后，历代皇帝都意识到了蜀地的重要性，并重视对蜀道的开辟和修缮。唐太宗贞观二十二年（648年），“开斜谷道水路，运米以至京师”；唐宪宗元和年间，“复置斜谷路馆驿”；唐宣宗大中年间，“新开文川道”……除了对道路本身加强控制，唐朝统治者还慎选蜀道沿线官吏，剑南道、山南道一带的剑南三川之地培养了大量高级官员。安史之乱以前虽有宰相遥领节度使的情况，但几乎不会亲自赴镇。安史之乱后，宰相出镇地方大藩始成为一个显著现象，正是由于蜀道得到修缮，不少高级官员从中心长安来到蜀中， 章仇兼琼、高适、严武、杜鸿渐、李德裕等入蜀后留下一地清廉与担当的佳话，而韦皋更是受到蜀人的敬仰。司马光因而在《资治通鉴》中说，中晚唐时期剑南西川是“宰相回翔之地”。

　　这条从、经济、军事上保证国家稳定的“生命线”，不仅沟通了蜀地与关中平原，使蜀地成为坚固的大后方，稳稳地支撑唐王朝，还极大地促进了蜀地与其他地方的文化交流。正是在唐朝，无数诗人往来于蜀道，步履之间留下一道璀璨的文学星河。

　　在石门栈道下段的一处山壁上，依稀可见“贱避贵，少避长，轻避重，去避来”的字样。在陕西略阳县城附近的灵岩寺内，有一通南宋淳熙八年（1181年）刻制的石碑，上面也刻着这12个字，被称作“仪制令”。

　　冯岁平介绍，“仪制令”是朝廷通令各州县立于县城通衢要道的石碑，相当于如今的交通规则。随着蜀道的不断完善，在蜀道上人们南来北往，车马交汇，自然也要遵守仪制令的交通规范。尽管“贱避贵”不可避免地带上了将人区分尊卑的糟粕色彩，但也体现出尊敬长者、为他人着想的理念。

　　明清时期，朝廷对西南地区的控制更为加强，蜀道作为中原通往西南的交通干道，地位再次提升。这一时期，文人士大夫进京赶考、赴任，或是从京师贬往西南，从各地游历至四川者众多。此时，褒斜道的作用不再如之前那样显著，取而代之成为官道的是连云栈道。有学者认为，连云栈即是褒斜道，顾祖禹就曾说：“连云栈，即入蜀之道。